风入松

痛？！！并快乐着？！！唉谁经历谁知道。真的会很痛的。大家一起打针吧！！

　　　　“六·一”前夕，五年级一班学生刘小华因患感冒请假。班主任指示班干部们自发组织到刘小华家里慰问。第二天，班里黑板报登出了一篇《本班新闻》，全文如下：
　　
　　　　本班讯：昨天上午，阳光明媚，鲜花斗艳。刘小华同学家里欢声笑语，人头攒动。五年级一班班长赵官、副班长张僚僚在体育委员欧阳猛南、文娱委员李美媚陪同下，不远千米，深入到患感冒发低烧的班级成员刘小华家中，为他带去节曰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赵班长与张副班长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刘小华的小房间，饶有兴趣地玩了四盘“魂斗罗”游戏，与普通同学同乐。接着，班级领导与刘小华同学的双亲亲切地拉起了家常。赵班长还愉快地回忆起去年和刘小华开始一起作弊的往事。在交谈中，赵班长多次关心地强调：“刘小华生病了，就不要做作业了。好好休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刘小华激动地说：“感谢班干部的关心！我一定要战胜病魔，克服一切困难，早曰回到温暖的大集体中，回到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中间！”
　　
　　　　接着，赵班长一行又在刘小华家门口兴致勃勃地踢起了毽子。蓝天如洗，鸟儿也受到这集体温暖的感染，唧唧喳喳，歌唱美好的生活。
　　
　　　　中午，刘爸爸买来香喷喷好吃看得见的某某牌牛肉干和清凉可口的鲜榨橙汁，宴请赵班长一行。席间，宾主就小学生连吃两根冰棍是否会闹肚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愉快的双边会谈。
　　
　　　　会谈的主要内容：
　　
　　　　1.会谈始终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2.同学们就刘小华的疾病达成了广泛的公识。
　　
　　　　3.并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学校，班级是学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4.刘小华同学表示要用“3个xx”伟大思想武装自己，抵抗病魔。
　　
　　　　5.要紧紧的团结在以班主任为中心的班集体周围，一心一意抓学习，聚精会神某发展……
　　
　　　　6.刘小华同学以大无谓的英雄主义精神同病魔做斗争，目前已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身体进一步向良好的方向发展。
　　
　　　　7.陪同访问的还有，物理课代表，前卫生值日委员会副主任张二蛋同志。
　　
　　　　8.为配合本次探视活动，学校领导特意去电信局开通了168XXXXX热线号码，以方便其他不能自发前往的同学对刘小华慰问，其中包括小华怎么得了病，得的是什么病，能否治好等有奖竟猜内容。回答正确者，奖励小红花……
　　
　　　　9.原则通过《关于慰问刘小华同学生病一事的慰问纪要》并下发各班级班主任认真学习、研讨
　　
　　　　10.要紧紧抓住吃药这个根本点，使刘小华同学切实享受到同学们和老师的慰问成果，努力实现疾病细菌的持续减少。班级本学期分数计划纲要提出：本学期期间同学们学习成绩要增长5%左右，这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实现这一预期目标，既需要继续扎扎实实地工作，又需要有新的思路和新的措施。
　　
　　　　11.据XX市XX学校5月25日电：参加五年级一班学生刘小华慰问会的同学在分组讨论赵班长同志报告时认为，赵班长同志关于本班级头一年重要战略机遇期和集中力量全面建设优秀班级的论述，表达了全班同学的共识，代表着全班同学家长的心愿，更加增强了我们的历史使命感和紧迫感。结合工作实际，与会者表示，一定要紧紧抓住本年第一学期重要战略机遇期，加快推进英语学习和语文作文体制学习，完成好关系全班的四门主课(语数英政)，为全面建设全校优秀班级而努力奋斗。
　　
　　　　12.班长当即责成卫生委员，一定要严把卫生关，杜绝此类事故的再次发生。
　　
　　　　13.班长说，今年是我和刘小华同学建交3周年。3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友谊关系持续发展。两家人交往密切，聚会、交流日趋活跃。双方关系的发展得益于双方人格上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不干涉私事；经济上互利互惠、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在班级事务中都遵循学校宪章的宗旨以及公认的同学关系基本准则，共同促进双方和班级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前两天Y Sir打电话给我，说学校要开考研辅导班了，给你搞点钱，要不要带马哲的辅导课？呵呵，可能他已经不了解我好久不接触马哲了，也不了解当一个人离考研的考场越来越远的时候，他是辅导不了任何人的。

不过回忆起那年刚入研究生学，就站在考研辅导班的教室讲台上，冒充资深专家，“忽悠”着下面那帮孩子（大人）的时候，还是感觉蛮有意思，不过尽管是忽悠，自己还是蛮有底气，不从学问水平来说，至少我能把那本专业教材的马哲教材倒背如流，而且能前后贯通了。当然也可以抛开讲义，前后系统的构出框架来。因此能把他们都忽悠一把。不过仔细想来，考研的试题和最后做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其真实和正确，却是让人需要三思的。这个问题我相信只有经历过考研，然后从事这个专业的学者，才会深有体会。

所以，我一向反对考研参加什么辅导班，几乎没有任何效果。

有学生给我算了一命，结论如下：

     性格稳重，因为好挑剔及交友范围的偏重性，有比较顽固和难相处的一面；（好像是的）

    有时表现过于自以为是；对自己的兴趣很投入，自信心和警戒心很强！！（

    具有温柔、优雅的包容性，以对方为轴心的类型；不喜欢喧哗，重视伙伴；

    关键词是等待出场。

    在决定事方面，只决定大方向，在过程中随机应变以获得更好的结果；

    只会对无关紧要的人说真心话。身心合一，重视过程。

    有很强的精神能量，遇事大都使用直觉或感性来衡量，有很强的想象力，常喜欢考虑不现实的东西。

    是展望未来型的人，通常会抱有某种希望来观察事物，在他人来看是有积极态度的人！

    旅行和出差从来都是两手空空的出行；喜欢被鼓动，越鼓动越有激情。

    是一个既想被爱又想施爱于人的人，像天真的孩子，为了世界为了他人，并重视爱情、友情、使命感，目前和我的关系需要考验。（看不懂）

    鉴定完毕

  请大家评论啊！！！

这几天，突然迷上了UC，发觉新浪真是混蛋，差点又把我这个大好青年给残害了。

这几天在UC中游荡，让我对网络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对网络中的兄弟姐妹们，也有了新的道德考量。

对人的极端的不信任，在UC里展现无疑。

刚看了《夜宴》，看来人家恶搞冯小刚，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同《无极》相提并论也不是没有理由的。也不知道冯小刚想突破什么？！唉

来宁几天，其他无或，琐事却得大堆。不知生活滋味！！

百忙之中，偷闲在网上翻看一日记体似的小说，题名就叫《白天衣冠，晚上禽兽》。还没有看内容，已经促起我心中很多感想，因为这标题实在太吸引眼球了。于是一番感慨也随之而来了。

需要申明的是，下面的一切论述，都是在已有的公认的道德假设前提之下作出。因此应对偶然的特殊的情况予以区别和忽略。

且不论衣冠禽兽的原义如何，然从现实来看，衣冠禽兽所指涉的人面兽心之人，其基本要义是道德问题。指出了人之为人的两个属性：神性与兽性。这也恰恰说明了一个事实的存在，即人不断的需要满足自己的原始的欲望同时又不断的受制于现有的道德体系与规制。也即在欲望与压抑的天平的两端，需要找到一个合理的、合法的支撑点。（明天继续）

在东大上过学的兄弟姐妹们都知道在校园与文昌生活区之间有一座横跨太平北路的天桥。天桥几经修整，与几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然而站在天桥上看桥下的风景，却依然如此。

作为人流较大的通道，天桥也成了人们谋生的去处，经过五六年时间的观察，归纳起来是讨饭的、卖笔的、修伞的、卖文具的、卖旧书的、卖袜子鞋垫的、曾经也有过卖CD等，不过最具有职业精神的倒是那个老婆婆，一年中有一半多的时间在天桥的一端，盘坐在地上，拉个不成声的二胡，神情漠然地看着桥面，丝毫不注意四处往来的人群。

中午从学校出来，突然心情甚好，走到桥面，也合着这些职业者们，蹲在了桥面上。不断端倪着眼前过去的男男女女，看美女，看帅哥；看恐龙，看龊人；看老人，看小孩。就把包放在自己的膝盖上，蹲着看他们，没有任何表情，没有任何声音，就这样毫无顾忌的看着他们。期间走过几个我曾经的学生，看到我用惊讶的眼神扫描了我一下，之后低头而过。他们可能正处于震惊和惶恐之中，不知该如何与我打招呼了。

对于《东京审判》，我无语，是因为这部片子包含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觉得以我的能力无法把他完整的精辟的表达出来。于是我只记得一句话：“命运看起来比我们更正确”。

 

 

 

今早和波波MSN，才知道小子不声不响12月底要结婚了。想想他经过若干风雨，也总算见到彩虹了。实在是为他高兴，不过心里又怪他居然没有告诉我这个大哥。尽管别人的隐私不能窥探，我也是极其尊重他人意见之人，只不过对于波波，心里还是有点不爽。看来是我对这份感情看的太深了。想想昨天和超群的对话，又想想波波告诉我的消息，不禁哑然失笑，看来这又要成为一个不可说的笑话了。惊喜之余，又担心起来，我记得大学的铁杆，也是12月结婚，想想一般都是在月末，不会撞车吧？

其实在打下这个标题的时候，我还在想，我该不该在这里说出我的疑惑和无奈。

记得昨天接到老板的时候，在车上，老板很严肃地告诉我，听说某某要考博士，你怎么看的。我不知道老板是什么意思，当下闪过的几个念头就是：1、她找老板谈了；2、老板在怪我是不是我出的主意；3、老板不同意。不管如何，我总要作出回答。于是沉默片刻，（也就1秒不到，你想以我这么高的IQ）马上发话：是吗？她好像提过，但具体不清楚啊。老板沉默，于是无话。然而，这个话题终归无可避免。于是在晚饭的时候，这个话题重又提起，会议纪要精神如下：老板的结论是不宜读博，我们附和正确无疑。至于老板如何得出这个结论，涉及到个人的评定以及家庭问题。但是平心而论，老板的话无可厚非，因为作为一个老师，总是希望能找到自己希望要的学生。同时，希望学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但这个发展是适合他（她）自己的自身的发展条件，而不是强凑。说到这里，似乎整个事情与我无关。然而，老板与我谈这个问题，自然不是随口而说，而另有目的。想想这几年来，厚着脸皮请老板解决的同学朋友也有几个了。然而，总有不如意处，因为每一个人的资质和秉性在事实上还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可能是待人处事，可能是学术能力，也可能人品。尽管差异在常人看来并无大碍，但在很多时候，特别是在学校这种门户比较讲究的地方，却成为一个重要的变数。我无法保证我所介绍和帮助的同学与朋友在旁人眼里是最棒的，甚至在我的眼里是最棒的，但作为我的朋友，至少有那么一条或者两条理由值得我把他们当成我的朋友。古人说的好，己欲立，必先立人。从功利的角度来看，此话和布劳的社会交换论有神似之处，社会资源是社会网络交换中的动力，然而资源总是有限，你所得到，必有所付出，很多时候，可能你的付出并不能获得相应的回报，因为这两者之间有可能存在不等价问题。于是，使用一次资源，央求老板一次，边际效用会不断降低。诚然，作为朋友和兄弟，我当竭尽全力，而我自己也是在别人的帮助下走到今天。作为回报，也该当对朋友尽心尽责，尽管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是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很多事情是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情，却总要尝试一下。于是就陷入了这样一个尴尬的困境：一边是效用的递减，一边是朋友对我的效用的预期的增加。而作为控制变量的朋友本身的能力和条件，却是我不可控制的因素。这个时候我该如何是好？

想想，还是苏格拉底说的好：“认识你自己！”一个人真正的聪明在于对自己的正确定位，只有自知之明，才能正视自己，才能摆正心态，才能站稳立场，找对方向。才能更好的发挥自己的作用。和各位兄弟共勉。

如果你真心的爱着一个人，那就要学会自我纠正，学会忍耐！

昨晚接到老板，于下榻宾馆把酒言欢，鉴于都要开车回去休息，就喝了一瓶红酒和啤酒若干。其实在车上有五粮液两瓶，不过谁都没有这个勇气能把这瓶干了，因此，只能吞吞口水，在心里遥祭一下。一瓶红酒2/3由张军干完了。缘由是他不用开车。饭后活动若干。

早上5点起来，赶到水产集市采购海鲜，不过进去居然没有发现老板需要之物，心想这回脸丢大了。急忙揪住一水产贩子问，原来好东西都藏在里面，但更好的已经没了，因为我们还是来得太“晚”了。只好退而求其次，购得白虾若干、梭子蟹若干、带鱼、小黄鱼、仓鱼、小梅鱼若干。总计人民币若干。然后开车送老板去杭州……其中在市区行动之艰难程度，无法言语。

今天早上，又去看了一下正在建造中的房子。今天是二层铺面了，想来自7月上马，到月底开工，也有近三个月了。工程进展缓慢，工人抱怨不断，一个是老爸监管严厉，特别是对工程质量的要求，在我看来似乎以近苛刻，不过却无话可说。因为一个是自己的房子，也是我正是开始拥有的财产，第二老爸确实给他们做了一个样板，既然我老爸作为业外人士都能做到，作为专业工人确应无话可说。当然，老爸的工作量也是日渐加重，不仅要做钢筋工，还要做木匠，同时要兼做电工，缘由是原来聘请的随工程队而来的电工被电气工程的复杂程度吓坏了，于是辞工回去了。只好我老爸亲自上阵，操起已经十几年没有做的电工活了。

现在看来，房子已经初具规模，后悔没有拍下正在升高的房子。

今天是教师节，又是国际防止自杀日。想想在下曾经也做过几天教师，也该感想一番，更为重要的是作为防止自杀日，觉得应该把涂尔干的《自杀论》重新点评一下。不过今天事务繁忙，下午要接待老板，看来只能心里酝酿一番了。

               

音乐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读《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家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倾向。当年萨缪尔逊就曾说过一句气壮如牛的话――经济学由于其特有的方法，必将侵入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并将君临其上。

　　最成功地实践萨氏这句话的应该算是芝加哥大牌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他的贡献被诺奖委员会的人认为主要不是“深化”了经济学，而是“宽化”了经济学，即成功地“侵入”到社会学、伦理学、婚姻学、犯罪学等许多领域并因此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另外，布坎南将经济学引入政治学（公共选择）也大获成功，不但因此摘取到诺奖，还使得公共选择分析象阿拉伯的骆驼一样最后逐渐挤占了政治学家的帐逢。

　　不过，将经济学引入艺术领域并对其进行分析的尝试极为少见，最近读到的法国人贾克．阿克利所著的《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可以说是一个例外。

　　这本书除了运用一般的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外，还揉合了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对音乐的社会作用、供需因素、历史演变等方面进行分析，特别是在字里行间以及内容之中折射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影响，显示出作者对马克思的厚爱。这样一种斑驳的分析风格与该书写作的年代可能不无关系。不过，基本上无损于本书成为一本读来饶有风味，读后富于启迪的开拓之作。

　　一般人均认为，音乐纯粹是一种个人愉悦品，超越政治与经济等世俗形式。然而，阿克利却更多地将其看作是一种社会性产品，社会之所以要投资音乐，是要实现某种效用。事实上，音乐起源于仪式的杀戮，它是形式杀戮的模拟。也就是说，音乐自诞生就是宗教和政治权力的一种表征，它意味着秩序，同时当然也预示着颠覆。及至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以降，音乐又成为一种商品交易，在资本与表演事业发展和创造中参与一角。在今天的音乐体制中，所谓“自我管理”其实是个遥远的回声，真实的情况是，音乐已成为一种类似于意识形态的东西，既可以满足需求，又可以因生产者的目的而进行专项投资。对此，大魔王希特勒1938年说得最为直露：“少了扩音器，我们就没法征服德国了。”从希特勒不断地“投资”音乐，不断地用扩音器播放瓦格纳的音乐，激起爱国情操，鼓动群众情绪反应，任何人当可了解到音乐与政治的关系是多么密切。

　　事实上，没有一个有组织的社会，能够不在其核心建立差异的架构而生存。没有一个市场经济，能够不在大量生产中通过音乐抹灭那些差异而得以发展。不过，音乐不完全是被动地反应，它同时也是先启。在阿克列看来，音乐是真实世界可信的隐喻，而非自给自足的活动，也不是经济基础架构的机械式指标；音乐同时又是先驱者，在社会在改变之前，变动已先铭刻于音乐之中。打个比方，音乐就像一组镜子游戏，反射、界定、记录和扭曲每一个活动。我们注视其中一面镜子，看到的却是另一面的影像。所以，如同马克思所指出的，音乐是“现实的镜子”，或者尼采所说的是“真理的表达”，以及弗洛伊德形容的“待解读的正文”。

　　一般人都认同音乐是“天籁”，阿克列为什么要一反常理地将音乐直斥为“噪音”。这是因为，在他看来，音乐和噪音相同，本无任何意义，音乐的作用在于可以让你洗脑，可以让别的噪音消音。因此，倾听音乐就是倾听所有噪音，运用音乐进而控制音乐便是“权力的反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音乐本质上属于政治。

　　那么，噪音与政治究竟是什么关系？阿克列提出，不是色彩和形式，而是声音及对它们的编排构成了社会。与音乐同生的是权力以及与它相对的颠覆。在噪音里我们可以读出生命的符码、人际关系、喧嚣、旋律、不和谐与和谐。当人以特殊工具塑成噪音，当噪音入侵人类的时间时，它就成为目的与权势之源，也是梦想――音乐――之源。一句话，噪音既是美学渐进合理化的核心，也是残留的非理性的庇护所，是权力的工具。

　　阿克列为此举了一些颇具说服力的例子。比如，日丹诺夫在1984年的一篇演讲中，就赤裸裸将音乐看成是一项政治压制工具，他认为，在苏维埃的音乐中，有两种音乐原则：一种代表苏维埃健康的、进步的音乐原则；另一种则是异于苏维埃艺术的形式主义，追求新奇，拒绝服务民众。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作曲家面临两种极要紧的任务，其大者是发展，使苏维埃音乐臻于完美。其次是保护苏维埃音乐，免于受小资产阶级颓废因子的渗透。我们不要忘记苏联是普世音乐文化的守护者，就像在其他领域，它是人类文明与文化中，对抗小资产阶级颓废之风与文化解体的中流砥柱……你们的任务是去证明苏维埃音乐的优越性，去创造伟大的苏维埃音乐。”

　　噪音既是权力的根源，自然不仅让前苏联的当权者听得入迷，也会让一切当权者听得入迷。在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理论者身上，阿克列发现了同样的策略和语汇。史德格一语道破天机：“如果黑人爵士乐被禁，如果人民的敌人谱出缺乏灵魂与感情的知性音乐，而在德国找不到听众，那么这些决定就不能说是专断的……如果德国美学的演进走了战后年代的路线，结果将会怎样？人民将会丧失与艺术接触的机会，变成精神上失根的一群……人民与艺术之间的渠沟将成为不可跨越的深渊，剧院与音乐厅将空荡无人，与人民灵魂对立而自以为仍然掌握他们自己奇想的作曲家，将成为他们自己唯一的观众。”

　　专制社会如此，议会民主制度下的工业化社会又怎样？在阿克列看来，其经济与政治变迁同样导引当权者去围制艺术和投资于艺术，不同之处在于其控制不像在独裁政权下，未必要有合理的解释――对信息传播的独占，对噪音的控制，将他人的沉默无声规范于制度下，可能都是确保权力长久的条件。在这样的社会，对噪音的疏导有着新的较不激烈、较微妙的形式，政治经济学的法则取代了审查法规，音乐与音乐家与其他东西一样，本质上变成了消费物品、颠覆的回收再生器具或无意义的噪音。

　　阿克列论证了经济与音乐演进的同时性。譬如，半音在文艺复兴时代被接受，与商人阶级的扩张正好同时，这并非偶然；在20世纪的大震动与战争爆发之前，在社会的噪音揭竿而起之前，鲁梭罗写了他的《噪音的艺术》，同时噪音进入了音乐，如同工业进入了绘画一样，这也并非偶然；工业大飞跃之际，管弦乐团开始被无节制、大量的使用，禁忌消失了，音乐工业才兴起将人欲引导向商品，甚至到了滑稽讽剌的地步，同样非偶然；最后，获准在财产国有制度国家内生产的严谨而压抑的音乐模式，直接指定“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继起者，把人规范化或在对纯净、单一的完美的追求上，也是因为这样做比较有效和系统化。

　　在阿克列政治经济学的色镜下：今天的社会，价值体系崩溃，语言日益匮乏，美学符号时代的终结就要来临了。一句话，“音乐的奥德赛已到达了终点，曲线图已经完成。”

　　很难在一篇小文中讲清阿克列对音乐的政治经济学全部解析。理解阿克列的核心观点，类似于“生产者主权”的观点，即不是需求导致音乐的供给，而是供给创造了自己的需要，是生产者在主导消费者，尤其是权势者，其投资音乐如同投资别的意识形态，是要用自为的噪音来压制一切别的噪音。联想到最近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用“与国之力”，让音乐家创作他所钦定的音乐，我相信阿克列至少是透过噪音之林最接近历史真实的人中的一个。

【摘要】在人类漫长的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对人本身的追问一直是思想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本文从人的本质出发，借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对人的错误认识的批判，引出了马克思对人的真正本质的经典论述，即马克思关于人性的阐述可以从自然性、功能性和系统性（社会性）三个方面理解。阐述了马克思通过“异化”这个概念，如何深刻揭示人的本质的四个规定，由此建构了马克思的人性观。

 

【关键词】自由 本质 自然性 功能性  社会性 异化

 

 

一

在人类漫长的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对人本身的追问一直是思想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从“认识你自己”的哲学意义的追问开始，不可抑制的自由心灵对探索的骚动永不停止。在诸多生灵中，唯一能够反观自照的人，永不停止他在自我实现中自我捉摸的渴求。探索并不是建构为了结束探索而构设的“真理”界限，并不是要在另一种向度上颁布新的“终极”真理。

探索的价值在不断被扬弃中，只有探索本身具有对人说来的永恒的价值，同人的存在一样长久，任何关于人的学说都只是过客留下的碎片。

在大自然截止目前的全部只是杰作中，作为“物的对象化的存在”，人是唯一没有达到完成状态的存在物，他在不断改变自己的同时，也无休止地更新着自己的需要、能力和心灵。“个人是一种全新的东西，创造的东西，绝对的东西，一切行为都完全是他自己的。”（尼采，《权力意志》，《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 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9页）非理性主义通过人与上帝的决裂——对一个能够产生抽象人性的上帝的弃绝，使之反归人自身。就是说，成为其人的依据，主要地不在于自然，而在于他自己，人自己是自己的理由，人的存在不是通向上帝而是通向人自己的未来。“我既不是主人，也不是奴隶，朱庇特，我就是我自己，你刚刚创造出我来，我就不再属于你了”。（萨特，《苍蝇》《萨特研究》第246页）因此，因此在归本（主体性）的意义上讲，马克思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恩全集》第一卷第461、460页)。人永远处在不满足中，他总为新的需要所发动。人性首先表现为人的内在的需要，而这种需要的内涵则是“创造性的自由活动或自由创造”。

由此，自由，在哲学人本学的层次上表示着人自己主宰自己、自己把握自己的类本性。一个人的个性并不就是类本性的例证，但没有自由的类本性，就谈不上有个性的个人。人，只有在作为价值主体时，才是真正的认识和活动的主体；本体和价值意味的“自由”，是作为认识论和实践论范畴的"自由"的魂灵。

人是自由的。从这类本性引出的一个理所当然的结论是：人在上帝或大自然等虚灵的或感真的权威面前不是奴仆，而是主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并且，由此又可以导出一个情理相关的推论：一个有个性的个人，在任何人世间的权威面前都不应是盲从的，他有自己不可剥夺的主体性或精神的内向度。

二

从抽象王国到现实王国的人的世界再到人世间的地上天国的建立，走过了一个漫长的历程。无庸置疑，要反对虚幻的神，就要回到现实的人，黑格尔把人的理性无限夸大，使它成为脱离人的头脑而独立存在的东西，成为世界的创造主，从而把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用“绝对精神”的辨证发展，来说明世界。在他看来，自然界是由精神“异化”出来的，以后精神又通过一系列发展阶段，在人身上达到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又通过一连串异化和克服异化的发展过程而达到思维和存在的同一。

费尔巴哈担当了对神学的最后的支柱——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马克思说：“费尔巴哈在理论方面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方面体现了这种唯物主义。”（《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0页）费尔巴哈抛弃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把自然和人作为出发点，从而回到了唯物主义。费尔巴哈认为，不能把人归结为抽象的“自我意识”，人应该是感性的，现实的人。但由于费尔巴哈是孤立地，生物学地看人，所以他所说的人仍是抽象的人。正如马克思所批评的，费尔巴哈“没有从人们的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德意志意识形态》《马恩全集》第3卷，第50页）“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6页）

黑格尔把人归结为“自我意识”这就是“从设想的东西出发”。费尔巴哈是从抽象的人出发，因而是从“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同黑格尔相比，费尔巴哈对人的理解的贫乏是惊人的。从形式上讲，费尔巴哈讲的人是现实的，但内容是抽象的，于此相反，黑格尔那里，“形式是唯心的，内容是现实的。法律、经济、政治的全部领域连同道德都包括在这里。”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6页）

马克思也是从人出发，但并不是费尔巴哈那样形式上的现实而实质上的抽象，而是现实的人，实践的人，处在一定的系统之中。

马克思关于人性的阐述可以从自然性、功能性和系统性（社会性）三个方面理解。（在这里我并不想详细地阐述其三方面的内容，只是做一简单的回顾和表述。）人的社会化了的肉体器官被看作人的自然性，即人的自然化；人的自然实体的社会化被看作人的社会性，即自然的人化，而建立在自然性社会性基础上的人的功能被看作人的功能性获人的自觉能动性。马克思显然注意到，人的系统和物的系统的不同。马克思从社会系统层面理解人的社会性时，并没有忽略个人，反而更多地强调了社会系统性在单个人身上的映现和积淀，“社会本质不是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马恩全集》第四十二卷第24页)

马克思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谈人性，主要的不是对人的当下状况作一种回顾式的认肯，而在于提示人们以一种超越的姿态，对他们的既得社会环境进行批判和改造。评判社会的值标准，对于马克思说来不是别的，只是“现实的个人”——他们的“独立性和个性”——的发展。“确定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以之代替关系和偶然性对个人的统治”(《马恩全集》第三卷第515页)，这个为马克思所提出的人道目标，在今天依然有着催人新生的时代感。

三

作为物的对象化的存在，我们可以把人人性的发展归诸于人的社会化（外化），同时，把人的社会化看作社会向个人的“内在化”。这种社会的“内化”是“一个复杂的、反映——积淀和遗传过程”。它把具有一定文化素养和社会意识的个人的生成看作是社会系统的重要职能，当然，还可以作一种补充，——从个人向社会系统的对象化或客观化方面。正像生物体的传承有遗传也有变异一样，文化的传承也是既有遗传也有变异的。变异意味着一种新的“性状”的产生、文化的变异或新的文化性状的产生有赖于有个性的个人的自由创造。就自然科学领域而言，人们当然可以说牛顿和爱因斯坦是当时的自然科学状况的产儿，但无法否认的是，牛顿的力学三定律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出现，曾引起了整个自然科学的变革。倘就人文学术领域而言，人们也可以说笛卡儿、康德、马克思是属于他们的那个时代的，但同样无法否认的是，他们各自唤起的时代又是属于他们的。有个性的个人(当然不只是个别的个人)同不无时代烙印的社会系统相互间的作用从来就不是单向度的，而且总的说来，社会系统向个人的“内在化”往往是文化传承的“遗传”或“保守”的方面，有个性的个人向社会系统的对象化则更多地构成“变异”或“创新”的机制。在既成的社会系统面前，提倡变异和创新的个人，常常被视为“异端”，然而“异端”——牛顿、爱因斯坦、笛卡儿、康德、马克思等都是一定意义上的“异端”——的可贵，不正是因为他们的异于常态或世俗么？马克思的人性论是标举“有个性的个人”的人性论，是批判的、为“异端”的存在权利作辩护的人性论。或者，一个有着更浓重的“安贫”、“守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传承的民族，应当更珍视那“异端”的发生。

四

在马克思那里，异化是一个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范畴，它所涵盖的是人同自己的活动和产物相背离的一种哲学现象。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把劳动看成是人的本质和人的自我创造的手段，把现实的人理解为把自己的劳动的结果，把人的自我创造看成是历史的内容。错误是在于，黑格尔所说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例如，当他把财富、国家政权等等看成是从人的本质异化出去的本质时，他只是从它们的思想形式来把握它们的。它们是思想物，并且因而只是纯粹的亦即抽象的哲学思维的异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8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由于黑格尔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我意识，所以人的异化也无非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因此他是在抽象的范围内把劳动看作是人的自我创造的活动。

费尔巴哈接受了“异化”概念。他抛弃了抽象的“自我意识”，从人神之间更进一步地进行了拆分。上帝是人创造的，但是人却不认得自己的创造物了，反倒拜倒在它的脚下，这就是异化，人性的异化。

“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马恩全集》第一卷  第461页）这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评价，并进一步地得出结论，即，哲学并不仅仅用来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费尔巴哈从宗教的异化出发致力于把宗教归结为它的世俗基础这是对的，但费尔巴哈并没有由批判宗教进一步发展到批判产生了宗教的苦难世界，即对劳动的异化的批判。

马克思也接过了“异化”的概念。不过，他只是审慎地为自己提出了一个深微而不无趣味的问题：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类发展的本质为根据？

“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马恩选集》第四卷第321页)。个体的社会发展，必致个体在社会关系中有所分工；分工起先是自发的，它带来了人的类能力的提高，也带来了这种类能力对于产生它的每个参与联合的个人的离异。类能力的提高是个人发展的必要条件，类能力对于个人又构成“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权力”，这矛盾似乎是悲剧性的，但马克思由此引出的是一个乐观的前景。他相信，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当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时，扬弃异化的条件也就成熟了。异化的扬弃，在马克思那里同时也就是他预言的个体和类的发展相一致的时代的来临。

当然，异化扬弃或“人性复归”不是回复那种缺乏个性差异的原始群的共同性，而是在鲜明生动的个性中表现普遍的人类共性；不是降低人的需要和目标去达到人的平等划一，而是满足人的多样化的需要和实现多层次的价值追求，全面地占有和谐统一的人性。现实的个人的独立性的取得和个性的丰富，被看作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主要情趣所在。事实上，异化劳动的第一个规定是指人同自己的客观存在对象(人化的自然)的异化，第二个规定是指人同自己的主观的活动能力的异化，第三个规定是前两个规定的合题：人“双重地存在着：主观上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客观上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马恩全集》第四十六卷(上)第491页)，既然人同他的客观存在对象和自己的主观活动机能都异化，那末人也就同人成其为人的类本质异化了。第四个规定则是前三个规定的社会性实现，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人同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同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说来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马恩全集》第四十二卷第99页)第三个规定显然是四个规定的重心，而且既然第三个规定说的是人同自己“类本性”的异化，则这里的作为异化主体的人，一定是现实的个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异化的扬弃归结为“个人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或所谓“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马恩全集》第三卷第76、77页)，当然同他界说异化劳动时立足于现实的个人不无关系。

五

　  马克思的不同于霍布斯、卢梭乃至费尔巴哈的人性、异化理论，构成他的独成一格的人道主义。人们或者可以把它称作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或者可以把它称作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但无论怎样称谓，都无碍于它作为一种人生观和历史观的存在。人道主义主要地不是道德伦理概念，而是一种历史观。不管什么牌号的人道主义都是某种历史观。

参考书目：

尼采，《权力意志》，《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 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9页。

萨特，《苍蝇》《萨特研究》第246页

《马恩全集》第一卷第461、460页

《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0页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恩全集》第3卷，第50页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6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二卷第24页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8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

以塞亚·伯林《刺猬与狐狸》彭淮栋译，载《学术思想评论》第四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

　　本书刊载的三篇伯林的论文，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小本伯林名篇的中译本。《刺猬与狐狸》这篇重要文章在英美国家也是以单行小册子广为发行的。国内学界如果仅仅乐道于“刺猬”与“狐狸”这两种思想家类型的话，就未免太不得要领。这篇长文实际上开创了现代俄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新范式。伯林丰瞻博识使得该文斐然可颂。但更应赞赏的是伯林的道德感受力，他深刻地把握住了俄国知识分子道德上的痛苦，伯林政治理论的许多观念既由此生发，也与此不无潜在的抵触，值得再做分析。彭淮栋的译文可称是“不可多得”，另外两位译者陈晓林、冯克利所译的《穆勒与人生目的》、《马基雅维里的原创性》也颇为传神，伯林已被公认为本世纪思想史研究的大家，他的观点自是高论，但也颇可深论，即就马基雅维里而论，梅尼克、列奥·斯特劳斯的有关论述就很值得拿来与伯林的文章相对照。

 

埃利阿斯《文明的进程》（第一卷）王佩莉译，三联书店，“学术前沿”丛书，1998年

　　这位94岁去世的老人直至垂暮之年才获得世人近乎赶时髦般的承认和效仿，至少在历史学界，其重要性堪与福柯相提并论。不过，如果把此书简单地归为通常文化社会学或是社会史著作，未免视野有限。相信即将上市的第二卷会使读者看清作者的宏大思路：毕竟他绝非一位只知爬梳典故趣闻的民俗搜集者。好在首卷中收入了作者68年的自序，可加细读。译者苦心经营（如将书中大量中世纪训言勉力译作四言古文），译笔流畅，但也许由于英文功底不如德文，所以出现一些人名（如伊拉斯漠）、概念（如制度、系统）和书名（如《意识形态的终结》）不符通译的情况。有一处由于将各学科的“博士”按字面直译为“哲学博士”，遇上真正的“哲学博士”时只好强自译出“双重哲学博士”，但这样的“忠实”至少能让读者知道错在何处，总好过满篇不知所云的篡改。我们期待他其他著作的中译，更期待开拓思路后的实质研究。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二卷）罗荣渠、庞卓恒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这是一部近20年来被社会科学各学科广泛引用的多卷本著作，其学术地位自不待言。但中文版的问世未免过于坎坷，好在译者们最终众志成城才完成了这件于学术界大有功德的好事。这部难度很大的译作，尽管译文质量不错，但依然有不少缺憾，最严重的问题是全书译出了详细的文内注释，却不附总书目，让读者无从查考（这倒反映了国内学界忽视学术通例和学术积累的通病）；其次，译者众多，专有名词错漏、矛盾之处颇多，比如费弗尔／费夫尔，拉杜里／拉迪里，勒费弗尔／勒费布里等，这些多是史学大家，照理不应有异译。更有将“满洲”译作“满洲里”，韦伯印作“Webb”，汉学家狄百瑞在正文、注释和索引中有不同的译法，但无一译对，而“ThomasMun”被译作了“托马斯·曼”。看来，由多人合作完成的翻译工作，校者和编辑应该更加认真负责地进行审核，否则仅仅署名，就很难保证译文的质量。当然，此书与《经济与社会》和《地中海世界》一样属于鸿篇巨制，摆在书架上颇有些气派，故上述微暇不影响其声势。

 

布迪厄《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尽管布迪厄只是在80年代后期才开始在国际学界中成为“知名人物”，但不过十余年，却在中国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究其原因，他倡导将深入的理论探讨与细致的经验研究结合起来的学风，大概对于当今中国学界，确有救治的功效。尽管《实践与反思》，并非布迪厄的代表之作，但比起《实践理论大纲》或《区隔》等书，它确实简要明晰地介绍了布迪厄的基本思想。此外，读者还可以通过该书中布迪厄与众多学术流派之间的对话与辩诘，了解整个西方社会理论界的思想状况。

 

 

杨联升《中国制度史研究》彭刚、程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1998年12月

 

　　“汉学”与“中国研究”这两个名称自然是有不同的意味，“汉学”最起码指的是一种具有传统人文意味的历史或历史语言学研究；而“中国研究”所包含的现代西方学术色彩则要浓厚得多。不过，杨联升先生的著述是很难归类的，瞿同祖、萧公权等人的经典著作也是如此。《中国制度史研究》里的论文大多是专题通论的性质，从中既可以看出作者在中国文史领域的深厚素养，也可以窥见作者所受的经济学及经济史的学科训练。这本小书所收的9篇论文都堪称典范之作，欧美的后辈学者已从中受益良多，相信在中文世界也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全书的译文也算平实通畅，但其中大部分文章标题乃至个别名词的译法还是应该参考台湾联经在80年代出版的《国史探微》一书，毕竟那里的翻译是作者校阅过的。两位译者实际上也应该写一篇“译后记”交代一下翻译的想法。试举两三篇文章的题目做比较就可看出差别：“从经济上为花费辩护——传统中国的一种罕见观念”应作“侈靡论——传统中国一种不寻常的思想”；“中国经济史上的数目与单位”应作“中国经济史上的数词与量词”；“中国历史上朝代轮廓的研究”应作“国史诸朝兴衰刍论”。

 

 

孔飞力《叫魂》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1月

　　孔飞力现在只写了两本专著，每本都反响强烈。第一本书《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在美国学术界有深刻的影响，引导了八九十年代的研究潮流，而1990年出版的中译本却未见有什么动静，只印了2500本。不过，《叫魂》中译本的命运就大不相同了，开印数居然是25000本。这本进行“微小叙事”的书确实很吸引人，孔飞力也许深受意大利文化史家金斯堡的影响，历史叙述背后的理论框架以及全书对细节的迷恋和深描使得一段微末的历史展现出斑斓的色彩。回过头看我们简单枯燥的学院史学，也就难怪很多人要跑到美国去学中国历史了。而深入反省起来，我们所谓的“史学危机”，其实应该说是“史学理论危机”才恰当。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虞和平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1998年4月

 

　　这本书的主要章节是在60年代发表的，并基本上奠定了美国对中国地方史的研究框架，威廉·罗等人的汉口研究以及地方社会冲突的研究大多也是在这个框架内展开的。施坚雅提出的市集六边形结构已经成了进一步研究近现代中国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一观点甚至影响到一般美国观察家对中国地区结构的认识。遍布全书的图表、数据赋予这本书以很强的地理学色彩，引证的材料也极为丰富——地方志、行政区划、人口统计、汇报资料乃至时事报道无一不在其中，通读下来倒不会感到枯燥无味，更何况施坚雅于此抓住的问题也是中国社会现实中的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经济系教授赵冈的著作《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也很值得读者去深读。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 李伯重、连玲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1998年12月

 

　　我们可以把这本书看作是一本扼要但又饱富分析力的研究综述，它以简明的方式探讨了中西近代史各项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这样的一本书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尤其有价值的。作者是经济史方面的专家，并尝试比较史学的工作，故而本书的副标题为“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作者由经济变化、国家形成、社会抗争三个方面来做中西历史的比较，综合了大量晚近的研究成果。不过，依笔者看来，经济史的这一部分写得较为充分有力，后两部分则稍嫌薄弱一些；作者提出的互为主体的比较研究方法：即一方面用欧洲的经验来评价中国的情况，另一方面又用中国经验来评价欧洲，也存在很多值得推敲的问题；另外，作者可能还忽视了一些日本学者对中国制度史的思考。本书的译者十分称职当行，这本很理论化的历史书在翻译上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学术前沿”丛书，1999年5月

 

 

　　这是一本大名鼎鼎的书，称其为“后殖民主义”的滥觞之作倒不见得合适，这本书该算是一本渊博而有见地的文化批评著作吧。萨义德着力分析的是近现代以来，西方学科建制以及文学中的“异国情调”，尤其是其中的地域政治在各知识领域上的分配。由此，福楼拜、康拉德等文学名家自然也就成了靶心。译者的西方文学素养以及各种“杂学”知识都可称丰厚，书名译作“东方学”也费了心思。“东方主义”的确不是个恰当的译法。读了这本书，我们当然有必要分析一下西方的“东方学”，但反过来，不妨也反省一下我们的“西方学”，三联这套书还列有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我们翘首以盼，如果书出来了，有人能写一篇“文化与中华帝国”的书评，就更有意思了。

 

 

华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路爱国、丁浩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资本主义研究丛书”，1999年6月

 

　　收在这套书里的《帝国主义与依附》（多斯桑托斯著）可能要更重要些。只不过，华勒斯坦的“世界历史体系”理论近年在中国学界颇为风行，它对所谓的市场经济浪潮具有相当的分析力与批判力。华氏理论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布罗代尔等人发扬光大的年鉴派史学传统，另一个则是60年代由英国学者多布等人挑起的有关“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大争论，英美的经济史家以及左派史学家大多与此争论有极深的关联。写有《极端的年代》、“十九世纪三部曲”的霍布斯邦就在这争论中大受冶炼。尽管华勒斯坦的一些名作已有中译，但本书中对于“现代进步意识形态”的全面批判，当能使我们看出华勒斯坦更深的理论用心。中译本的编排很奇怪，是个中英合编本，但英文又不全，漏了附录一篇。全书的文字校对质量不高，有些地方错了关键一字，就把整个意思弄拧了，有点类似当年钱钟书《干校六记》序文的错，钱先生写的是“某书是我不喜欢的书”，出版社漏掉一“不”字，全句意思真有天壤之别。

 

 

阿蒂亚《法律与现代社会》　兆一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与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牛津精选”，1998年9月

 

　　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的深刻影响，对于中国学界来说已经不再是“新闻”了。但是，尽管中国人（学界也在内）在电影、电视这样的媒介中看到了许多英美法律制度的片麟只爪，但中国人心目的“法律”形象仍然主要是来自大陆法系。对于英美的普通法，尽管此前有过一些介绍，但往往技术性太强，被一般公众和非专业人士视为畏途。然而，从历史与现实来看，世界上许多成熟和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都是“普通法”国家。阿蒂亚身为研究英美法律的专家，能够言简意赅地谈论英国法律制度的主题，并触及到这种制度的“内在精神”，为中国的公众与学界理解对英美的自由民主制度产生持久影响的“普通法”的形式与实质，实在有不小的意义。较之于笔者最初看到的1983年初版，新版不仅增加了有关欧洲法律的内容，而且进一步结合英国法律近二十年来的变化，从发展的角度展现了普通法的“精神”。书末的“推荐书目”尽管不够全面，但却为有兴趣深入理解普通法的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门径。这本书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本“牛津精选”。

 

《舍勒选集》刘小枫选编，倪梁康、曹卫东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世纪思想家文库”，1999年1月

 

　在世人的眼里，马克斯·舍勒首先是一位与胡塞尔、海德格尔齐名的现象学家。他以《形式的和实质的伦理学》开创了价值现象学，以《知识的形式与社会》奠定了知识社会学的问题视域，以《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确立了哲学人类学的主导范式……；所有这些都证明了舍勒作为一位哲学家在本世纪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除此之外，出于对时代和社会问题的极度敏感，舍勒还发表过诸如《论怨恨》等深刻的论文。中文版的《舍勒选集》力求将舍勒的诸多思考转化为中国学人的思想资源和财富，相信汉语学界由此收益非浅。与诸多以“选集”之名拼凑而成的译本不同，该书译者均浸淫现象学和德国哲学数载：他们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出色的外语水平，保证了《舍勒选集》的翻译质量。更为可贵的是，该书对舍勒诸多译名的翻译，对国内的舍勒研究起了一定的规范作用。

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许振洲、彭刚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

 

柏克的思想在世纪末的时候在中国大行其道，既有世界范围内思想潮流的影响，也源于国内对保守主义的关注。不过如果从一种极端迅速迈向另一种极端，大概与柏克传统倡导的精神貌合神离。在法治的精神下以和平宽容的方式面对政治与思想上的复杂性与分歧，大概才是柏克背后英国普通法的精义，尽管柏克有时也不能做到这一点。译者的盛名给我们很大的期望，可惜的是译文中的许多句子冗长拗口，令人难以卒读。而将全书的第一句话就译反了，大概很难称得上“认真”二字吧。

 

 

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1998年

 

　　《知识考古学》大概是福柯最难读的著作，毕竟这是福柯唯一一本没有历史分析，单纯反思方法的专著。他在书中阐述的“话语分析”，明确地将自己的研究方式与现象学、分析哲学、结构主义、解释学和传统的观念史研究区分开来，并界定了自己的研究与年鉴史学和法国认识论传统之间的关联。不过，如果读者没有从中文版的《知识考古学》中看出这些来，也不足为奇。因为，中文版的《知识考古学》也许是世界上最难读的《知识考古学》，译者几乎完全没有读懂福柯的论述。福柯尽管有时不免艰深（其实与许多人的印象相反，福柯的表述华丽而且严谨，尽管有意采用语言游戏，动用隐喻，但却很少流于晦涩与笨拙），但大概也不会创造出“缓坡历史”（实际上是指年鉴史学关注的“缓慢变动的历史”）这样离奇的说法，而在译者的笔下，福柯那句满怀激情的格言，“通过写作来摆脱我的面孔”，倒像是福柯的自嘲，“像我这样写作是为了丢面子的远不只我一人”。这样看来，译者将遍布全书的年鉴史学的重要概念“系列”译做福柯毕生厌倦的“体系”一词，就不足为奇了，毕竟还有比这更糟的翻译。也许我们需要一本读者能够看得懂的《知识考古学》。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共六卷）钱中文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在进口无数“思想家”之后，把巴赫金也视为“本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可能会招致一片嘘声。不过这对理解巴氏其人其思原本无关紧要。生活在肉身与思想双重压迫的年代，巴氏虽置身学术“边缘”，却广泛涉足哲学、人类学、文化历史学、语言学、符号学和诗学等诸多领域，终因其颇富争议的“对话”理论而在风烛残年被西方学者推向“中心”。由白春仁教授领衔翻译的《巴赫金全集》行文流畅、忠实可信，不知它能否为中文的“思想家”一词最终正名。

 

 

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外国法律文库”，1998年

　　也许是由于法学的研究传统日益专门化，职业法学家们的著述很少能够对法学领域之外的学者产生影响。但是，《认真看待权利》使得法学家德沃金成为讨论当代政治哲学或伦理学时不可或缺的人物。当然，在我看来，德沃金的贡献与其说是主张决不能因为社会利益而牺牲个人的权利，还不如说是他的那种“脚踏实地”论证方式，即围绕一系列民权诉讼展开的权利实践来阐明其观点。正是运用这种方式，德沃金将普通法的法律实践技术带入了法理学与整个政治哲学的问题域中。正如一位学者所说，这是一种“审判”视角的法律理论。这本书的翻译不仅有助于理解法律、自由、平等、权利和正义等问题，而且对于理解中国目前社会转型过程中利益的冲突与重新分配所引发的种种问题，也不无裨益。遗憾的是，目前中国的学术界，无论是自由主义的“简单捍卫者”，还是关心社会正义的所谓“新左派”，可能都无暇顾及德沃金。这样，在这些纷纷攘攘的讨论中，不仅缺失了思考权利的切实视角，更丧失了这种“脚踏实地”的学风。看来，我们在急急忙忙想成为某种社会利益的代言人时，首先得“认真对待知识分子的权利”。全书翻译质量不错，但如果译者能够对分析哲学更熟悉一些，汉语表达更流畅一些，就更好了。